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一个广东打工妹在唐山******
“唐山下雪了吗？我好喜欢北方的雪！”11月22日是小雪，张有路收到了小云从广东发来的微信。他这才想起来，小云离开唐山快一年了，那年她来唐山的时候是几月，他忘了，可小云没忘。
身穿汉服的小云在汲古书店
2018年6月18日，是一个让小云永远记住的日子。
这天，她从广东来到唐山，开始了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
在那趟北上的普通列车上，两天里听着简单重复的节奏，寂寞中又充满了向往。小云偶尔望望窗外，来时知道自己的去处，到时却一脸的茫然，好在手机中有导航。当听广播里说到了“唐山”，她便踏上了这片土地，走进了一座陌生的城市。
小云叫范婵云。
她是广东云浮市罗定人，是个地道的广东妹。她生活的地方是山区，绿水青山间出门走路干活儿都能与山见面。小云有一个温馨的家，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家里地少，也没了农活，一家人都在外面打工，她也就随着家人到了广州。几年里她干过保安，卖过蛋糕甜品，也上过工厂的流水线。
虽然小云学历不高，但她非常喜欢古典音乐和传统文化，特别是古琴。她想象着自己穿上汉服，在竹林下抚琴的样子，一定很优美，很有情趣。学古琴的想法由来已久，在广州也曾学习过，她想寻找自己喜欢的流派再学。但去哪儿学？找谁学？学费又怎么办？小云开始在网上搜寻。
九嶷派，当在网络中搜到了这三个字，她一阵兴奋。这是古琴很有名的派别,这派的重要传人在唐山。于是，她便与赵凤宇老师有了交流。然后，小云拉上了行李箱，第一次独自出远门，一路北上来到了唐山。
从南方到北方，一个独行者。一粒梦想的种子，寻找一片脚下的土地。
赵凤宇也没想到，电话中沟通过的广东女孩儿，竟然说到做到，义无反顾地到了北方，来找她手机中的唐山，结识九嶷派。在火车站，老师接上她的那一刻，小云觉得与一座城市结缘，走进了与以往不同的生活。
没有宿处，老师说先住他家；
没有古琴，老师说先用他的；
没有教材，老师说先看他的；
没有学费，老师说先免她的。
听了老师的话，小云心里踏实多了。老师说：“一个小女孩儿大老远地到北方来学琴，我有责任照顾好你，别让你父母担心！”可到了晚上，小云望着窗外的月亮，想着南方的家，清静的时候，忍不住给母亲打个电话。
北方的空气凉爽且干燥，小云用心体会着。在这个既是课堂又是寝室的家里，老师和师母非常热情，当即接受了这个瘦小的外来妹，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师母怕她吃不习惯，努力做一些偏重“广东味”的饭菜。小云也挺懂事，学着干些小事儿。而大多的时间是学琴，老师为她设计了学习的课程。
九嶷派是中国古琴中的主要流派，其创始人是著名的杨时百先生。该派琴学讲究吟猱节奏，琴风苍劲坚实，技法规整，自成一格，有着非常鲜明的特色。与婉转、柔和的琴派相比，其风格沉稳、刚健而雄浑，在近代古琴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北方著名的琴派。九嶷派代表琴曲有《归去来辞》《平沙落雁》《广陵散》《胡笳十八拍》等。
唐山的李浴星先生与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同为杨时百的弟子。李先生不仅精通古琴,是九嶷派代表人物之一,其在书画、篆刻、诗词艺术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京津地区颇具影响，李先生不幸于唐山大地震中罹难。李天桓是李浴星的儿子，深得父亲的真传，在古琴界很有名气，是河北省古琴协会首任会长。小云的老师赵凤宇和师伯孙来江等都是李天桓的学生，他们可称为李浴星先生的再传弟子。
当正规学起来，小云却有些犯难，她没想到古琴中还有这么多说道。那七根琴弦，在老师的手下一拨一弹一揉一滑，就能奏出悠扬婉转、古朴雄浑、悦耳动听的乐曲，特别是随着乐曲的起起伏伏，寄寓心境，表达意境，展现出古琴艺术的奥妙，令人心生向往。打那时起，《流水》《梅花三弄》《平沙落雁》在她的脑海里转来转去。
可是，小云口音地域特点鲜明，跟老师交流还需要磨合。她说：“就像广东式的煲冬瓜汤，刚开始沟通是需要下一定功夫的。慢慢地，就算音准方面相差个十万八千里，多说两遍大概也能理解半个意思。”
老师说琴弦也是心弦，人的经历、知识、情感，与大千世界的变化聚集在这几根弦上，弹的是人性，是情趣，是文化，是表达，是宣泄。因此，每弹一次都是心灵深处的迸发，是天地日月的聚合。
老师说琴与人相融，是以生活的底蕴为基础，以城市的文化为根脉，每一根琴弦都通古通今，连着世间万物。在不同的位置上，指法的不同就有不同的声音，高低中旋律、韵调都随心而动。
老师说琴与事合一，这几根弦设在心里，人生路上经历的人和事，都会变成琴谱中的音符，一张琴中就是一片广阔的天地。
老师说得很深，却很形象，真正是传道授业。小云觉得有了难度，甚至有些退缩。老师讲述了唐山人在大地震中的特殊经历，面对大灾大难的时候，怎么擦干眼泪、咬紧牙关、战胜困难，来鼓励她挑战自己。接下来，十个手指和七根琴弦，伴随着日月星光，一个广东小妹在唐山，时时拨动着心弦，弥散着支离的曲调。
在“煲汤”中，一周的时间匆匆而过。
之后，老师帮她租了房子，又介绍了一个打工的地方。小云来到了汲古书店。
从学琴到打工，一个小书店。一点清淡的笔墨，书写一本手上的读物。
汲古书店不大，但挺有名气。在唐山的书刊市场中，专营社科文艺类图书，因其经营特色，而在中国实体书店榜单上占有一席之地。
张有路就是这家书店的老板，也是个篆刻家、诗人，在唐山文化艺术圈里挺有影响。
到了书店，小云觉得陌生又神奇。这么大的空间里堆的全是书，让她目不暇接，她从来没有近距离地接触过这么多的书。
听老板介绍书店的活儿，小云很平静。“还管饭呢！”听说有工作餐，她惊讶地喊了出来。就冲这事儿，她心里有底了。虽然小云是个“小白”，但她很热情。活泼直率的性格，勤快好学、大嗓门的特点，爱说爱笑爱问的表现，没多久就被大家认可。这个戴眼镜、长头发的广东妹，就成了汲古书店的“代言人”，周边书店的人们也认识了她，小云有了名气。老店员艳丽对她如同姐妹，怕她一个人吃不好，从家里带来大虾、自制的腊肠，还有其他好吃的。小云也不客气，时间不长就尝到了多种唐山的美味。一天早上，她来晚了，一进店便拿出保温桶，里面是她按广东的风味给艳丽和老板煲的鸡汤，也算是一种回报式的感谢。
很快小云熟悉了工作。书店有个书友微信群，小云为顾客和书友们介绍新书，帮着选书、打包、邮寄。闲下来的时候，小云也挑选一本喜欢的书认真看看，享受一下读书的乐趣。她最喜欢的《瓦尔登湖》，就是在书店读的。时间不长，她就养成了看书的好习惯，每次到了新书她总是抢先看。
然而她心里惦记的还是学琴。因为赵老师有些特殊情况，小云就来跟师伯孙来江学琴。孙师伯的工作室在开平区，离市区较远，每次坐公交车往返要两个多小时。有时候天气不好，孙师伯不仅开车到车站去接，学完琴还要管饭，然后再送她到公交站点。孙老师说：“一个女孩子只身在外闯荡不容易，能帮就多帮点儿！”他一下减免了小云多一半的学费。小云学得挺认真，而且悟性挺高。老师叮嘱她学琴宁缓勿急，如吃热豆腐，不可心急。学习中她与琴友们结下友谊，过年过节的时候都会小聚一下。
每天晚上，小云都要练琴，有时到很晚。第二天早上到书店上班，难免要迟到。她急急忙忙奔跑的样子和噼啪的脚步声，被书店四周的同行们所熟悉，老板和艳丽也习以为常，从没有责备过她。偶尔说一句“又来晚了”，小云不好意思地一笑了之。老板对她格外照顾，平时要求不那么严，时间上更宽松。给一些单位送书的时候就带上她，让她去认识唐山。周边的县区都去过了，小云也渐渐地熟悉了唐山。随着书友们越来越多，接触多了，大家也挺喜欢这个广东小妹妹，常常带些好吃的过来与她共享。
慢慢地，小云发现汲古书店有些与众不同。唐山的知名文化人，时不时都来这儿品茶聊天，或写字画画，寻得闲情逸趣，书店文化艺术气氛很浓，非常受人推崇。
看到不少书友跟老板求印索章，小云也有些动心。正好书店组织了“篆刻研习社”，义务传授篆刻知识。由国内著名的篆刻家郑一聪等指导，很快吸引了20多名书友，小云也加入其中。她还有“近水楼台”之便，可以得郑老师亲授，还能向老板请教。当刻完自己的名章，她高兴地喊了一声：“我成功了！”从此，她喜欢上了篆刻。
当代著名作家梁晓声的《人世间》获得茅盾文学奖后，他来唐山签名售书。有路受邀为他专门刻制名章，小云看了有些动心。有路看出了她的心思，当即让她送到签售的现场。梁晓声称：“这是很特殊又很有意义的礼物！”他给小云签了名，还跟她合了影。小云说这是她第一次接触“这么大的作家”！
每年的元旦，书店还举办迎新诗会，唐山的著名诗人和书友们，以诗为歌抒情畅怀，回望走过的时光，开启崭新的岁月。那一刻书店爆满，每个人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们把对未来的期许，带着文化的芬芳浓缩在这个书店里，每本书中的汉字仿佛都迸发出时代美妙的音符。那一刻小云被这种场景感染，她真想抱来古琴，弹上一曲，融入到辞旧迎新的喜悦中。
2020年春节，正当人们享受节日的祥和时，疫情突发了。书店冷清下来，老板有些坐不住，书友们也不再问书，武汉成了焦点。没几天老板就成了发起人，书友们从全国各地发来信息，纷纷向抗疫一线捐款。小小的汲古书店宛若磁铁，时时吸引着书友们。有路说，这劲头儿就像当年唐山大地震后，全国人民支援唐山一样。小云被感动了，当即参与其中，帮助完成了一次爱心活动。最后，两万多元的善款寄给了武汉红十字会。小云再一次认识了唐山人，她越来越喜欢“汲古”了。
在一次“我与汲古书店”的征文活动中，小云写道：
在这之前，我对书的印象只停留在课本上，就连辅导书都不知道。在广州的时候有幸去过几回广州图书馆，看过几页故事书，“书”对我来说还是很模糊的。
刚上班没几天，我便遇到了开发票的难事。手忙脚乱终于开好，双手毕恭毕敬递给人家。一小时后，我才发现书款没收。唉!唐山，是这样的吗？
我只好从包里拿出两百元补上。我的过失，我的责任，我必须承担。
有一天，我见到一个顾客有些眼熟，就问了一下上次开票的事。那人很淡定，拿出两百元，说就是来送书钱的。噢!唐山，是这样的呀！
老板常刻印章，制作一些书签，写上金句，绘幅小画，寥寥几笔很是好看，然后被我随书寄给书友们。篆刻作品还被制成小挂尺、铜书签、T恤、手提书袋等“汲古”文创，很受书友们的欢迎。
我感觉“汲古”是有性格的。书店门前摆着一幅字我特别喜欢，老远就能看见：“到此处才行一步”。我问老板是什么意思，他说还有后半句：“望诸君莫废半途”。对于篆刻我有时不上心，老板却总是关心，我常被“逼”着做“作业”。
在唐山，在“汲古”，是我生活充实、无忧无虑的时候，也让我直率的性子更坦率了。喜欢这边做人处事的风格，我真想把时间调慢一点。我也想像梭罗那样，弄一本《瓦尔登湖》。
从陌生到记忆，一个摄影师。一张青春的底片，凝固一道眼中的风景。
然而，唐山没有“瓦尔登湖”，却有一个闻名遐迩的大南湖。
南湖是由采煤塌陷坑建成的，水域面积是西湖的两倍。这是城市改造的优秀案例，成为了国家4A级景区，还举办过世界园艺博览会。
小云听说了不少唐山风景，总想一睹为快，抓机会多了解了解唐山。于是，她先从自己住的周边开始行动。
桃花盛开的时候，小云走进凤凰山公园，感受北方春天的柔美，牵出淡淡的家乡情思，欣赏着不同的春景，她情不自禁地拿出手机来拍照。
拍了一阵儿，回看时觉得都欠精彩，只好再拍再看。“这个角度好些！”突然身后有一个男声提示她。小云回头一看，一位挎着相机的中年男士冲她点头微笑。他俩都没想到，就这么一次偶然的点头之交，微笑中就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男士叫王军伟，是一名摄影爱好者。
军伟在唐山电厂工作，干得是个技术活儿。业余时间喜欢书法，近几年来置办了相机，专攻摄影。他拍风光，也拍人物。唐山的一些著名景区他都去过，拍了不少作品，在圈儿内也有了知名度。
自从凤凰山邂逅，小云和王军伟成了朋友。可这个朋友有点儿特殊，好像是“私人定制”，军伟一下变成了小云的“专属摄影师”，而且一拍就是两年多。
说起这个心甘情愿的“专职”，军伟没有慷慨激昂，很平淡地说：“记录生活的真实，是对城市的喜欢。虽然这是举手之劳，可对一个外地人来说，却是一生的记忆！”军伟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他在福建上大学，也是一个人在外地。那天他在电脑上整理照片，叫爱人来参谋，他说了小云这事儿，妻子挺支持。
军伟拍摄时，还向小云聊着城市的故事。她知道了唐山先有矿、后有市。广东人唐廷枢来唐山“打工”，建立了开滦煤矿。而另一个广东人邓培，在唐山建立了河北的第一个党支部，他还曾被列宁接见过。因为从广东来唐山“打工”的人多了，他们居住的地方取名叫“广东街”。“没想到广东人与唐山有这么深的渊源！”小云心里不断为广东人点赞！
1889文化创意产业园，是中国第一桶水泥的诞生地，也是唐山在中国历史上“七个第一”中的一项。一座老窑炉，一台老机器，一群老建筑，留住了不平凡的岁月，也记录了一段非凡的历史，这是中国近代工业史上的辉煌。小云了解了城市的一页历史。
7月的抗震纪念碑广场，是唐山人关注的地方，高耸的纪念碑彰显着抗震精神。1976年唐山大地震倾刻间使一座城市被毁，24万人罹难，是上世纪人类十大自然灾害之一。拍照的时候，小云神情凝重，她说这里寄托着唐山人的情感，在这儿不能嬉戏。她默读了碑文，又认识了唐山，更懂得了珍惜。再看看现在的城市，小云感到唐山的变化真是天翻地覆，她把城市的细节，都深深地印在了心里。
转眼就是秋天，这个播种和收获的季节，缤纷的色彩中，蕴含着美妙和浪漫。在唐山北部长城脚下的禅林寺，那棵千年银杏，一树金黄，满地铺金，深秋中风姿绰绰，尽展神韵。当站在树下仰视的时候，小云仿佛看到了莽莽苍苍的一片森林。遥望长城，她觉得共和国就是一棵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有五千道年轮。小云记下了城市收获的季节。
小云喜欢雪，到了北方就盼着下雪。当看到大雪纷飞的时候，她坐立不安，马上有了一种冲动，高声喊道：“老板，下雪啦！我要看雪！”有路看她兴奋的样子，笑着说：“去吧！”
小云撒腿就跑出书店。她回到住处换了汉服，戴上隐形眼镜，还抓紧化了淡妆，约上军伟，到了大南湖。厚厚的积雪，重新装扮了万物，天地间一片洁白的世界。小云尽情地释放，恨不得融入其中。军伟也毫不吝惜地一通狂拍，然后一张张地挑选，直到满意为止，把寒冷和饥饿都抛在脑后。小云说这是她在北方珍存一生的快乐记忆。
不知不觉已经过午，两人走进一家小店，这是他们的老地方。一人一个烧饼一碗羊汤是惯例。从第一次拍照开始来这儿，每回都是军伟请客，小云习惯了羊汤的味道。
通过拍照，小云又有意外的收获。她知道了摄影的调焦、构图、取景、角度，更悟出了生活应该脚踏实地，在不断奋斗中努力创造美好，学会用不同的眼光欣赏，实现自己的愿望。
两年多的时间里，军伟为她拍了2000多张照片。因为家事，她必须回广东了。离开“汲古”倒计时了，军伟又来书店，给小云拍了穿汉服和弹古琴的纪念照。她要把这笔“财富”带回去。
从熟悉到别离，一个书友圈。一根情感的琴弦，弹奏一段心里的乐曲。
想家回家，朔风向南，小云又要回到南方。
2021年 12月18日，风挺大，是入冬以来最冷的一天。
上午9点多，张有路开车到了小云的住处，这天他要送站，小云就要离开唐山了。有路的脑海中又出现小云刚到书店时的情景，转眼已经3年半了。
听说小云要回家了，全国各地的书友们都十分牵挂，在朋友圈中留言相送，一时成了热门话题。小云也显得忙了，书友们跟她约饭，找有特色的美食；专程到书店来看她，与她合影话别；买几本新书，请她签名留念。一段时间里，问候的电话不断。不少书友送来了礼物，有书画篆刻作品，唐山的皮影和陶瓷，手工艺品和新版图书，钢笔、丝巾和生活用品，还有唐山的特产。
9岁的丫丫，特意给她画了一只鸡，寓意吉祥，“祝姐姐永远快乐！”一位书友赶不过来，动用“快腿”送来了礼物。“我整弄了两天两宿，怕赶不上你走，你喜欢不！”书友大姐姐亲手给她做了一个别具风格的小手包，又亲自送过来。小云举着欣赏，爱不释手。再一看已经有30多件礼物了，数着数着，除了惊喜，就是满满的感动。“这是我收到的最多最好的礼物，真没想到在唐山有这么大的收获！”小云一脸的喜悦。
80多岁的张佗老师，是著名的书法家，他是李浴星先生的学生，也是唐山的文化名人。论起辈分，小云应该跟他叫师爷。每回来书店，他都打听小云学琴的事儿，问她有啥困难。当得知张老师身体有了状况，小云买了慰问品，让老板带她登门看望，再次聆听到一位长者的教诲，小云用心记下了那份浓浓的情义。
16日下午，刚下病床没多久的张老师，拖着带病的身体来到汲古书店，拿来自己手书的“岭南九嶷”赠给小云做纪念。其中的用意不言自明，也并非只是对古琴艺术的期望。因为文化暖人，不只一时，而是一生。
从住处到了书店，小云又开始忙起来，把自己的东西打包，那一大包书里既有《芥子园画谱》，又有关于古琴的专著，她说这是自己第一次买这么多书，都是自己喜欢的。然后出单，准备寄回家去。一算快递费得几百块钱，有路赶忙说：“你不用管了，写好地址就中啦！”这些日子里，让她感动的事儿总在发生。这就是唐山！
十二时零六分，有路催她出发，小云乘坐的火车十三时零五分开。她和书店的两位姐姐拥抱告别，走出书城的时候，小云回回头，又挥挥手。阳光下，她与有路同行，身后一道影子紧紧相随……在去车站的路上，小云给师母、师伯、师爷语音留言致谢！
在唐山站的西广场，强劲的北风掠开胸襟，掀跑了正午的温暖，逆光中小云的黑发飘飘，身后是老板有路。这正好是“一路顺风”，风中有朵吉祥的“云”，这寓意挺好。小云去取票，有路帮她看着行李箱。为了省钱她没坐高铁，买的是普通的硬坐车票，大约一天一宿到广州，然后再坐3个半小时的大巴才能到镇上。
没想到一位“小姐姐”特意来送小云，她们是“篆刻研习社”的学友。但她俩没有拥抱，说是怕伤感而流泪。小云要进站了，小姐姐一直在背后跟着走，渐渐的，那只杏黄的行李箱越来越小，直到看不见了有路才上车。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路的车拐弯儿早了，又转回到送小云的地方。回来的路上，有路话不多。
有路是一名地震孤儿，下岗后开了这个小书店。除了对图书的喜爱，有自己的追求外，更多的是为了谋生。开店十几年来，他为读者提供了多少好书，谁都说不清。但在唐山，汲古书店早已名声远扬，成了一张城市的文化名片。有路也挺有性格，坚韧不拔的毅力，支撑他不断前行。小云的到来，让他多了一些柔情和怜爱。他想到大地震后，与哥哥姐姐一起到邢台育红学校的生活。一切都是在陌生和孤寂中开始，孤儿们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帮助，是学校和老师们给了他们家的感觉，那份特殊情感一直珍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纪念唐山大地震三十周年的时候，育红学校的56名唐山地震孤儿成了“邢台市荣誉市民”。“一座城市的爱心温度，是生命的情感刻度。”有路自言自语。
回到书店后，再说起小云，和她一起相处三年多的艳丽，禁不住泪水扑簌簌地夺眶而出，诉说着与小云交往的一个个细节：她打工去过好多地儿，也干过好几种职业，大老远地来唐山了……大家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家人，在这儿她没有陌生感……小云也说唐山跟别处不一样，挺亲近！
在一旁，有路在手机上查看着火车的行程，“快到天津了”，他觉得挺快的。不一会儿，小云发来了小视频，将这几天的照片配上音乐，把在唐山的日子浓缩在一起。看着看着再一回味，几个人就融入其中，眼里有了异样的感觉……
“这是她在车上刚做的！”有路说。
第二天，书店里摆放了两张小云和艳丽她们几个的纪念照片，书友们一见如昨。
现在的小云，几乎每天都与书店和书友联系，她说时常想起推书的小板车，甚至在梦里都会听到车轮轰隆隆的响声，那响声一直萦绕在耳畔，很熟悉，也很亲切……
“老板，啥时候来广东开书店啊？”是小云问得最多的。（施疑 张薇 葛昌秋/文 葛昌秋/摄）
